２００４年，中国人均ＧＤＰ已经是１２７０美元。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国的ＧＤＰ以年均９．３％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
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ＧＤＰ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２００３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ＧＤＰ的１５％，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０．４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Ｅｒａｓｍｕｓ大学的Ｒｕｕｔ 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教授对中国３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１９９０年国民幸福指数为６．６４１－１０标度，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７．０８但２００１年却下降到６．６０。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去年１２月，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２５位，中国则排第４８位。而在各种对全球各国国民快乐水平的比较研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总在后列。
这一切，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来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了，比如：经济成长而人们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富起来的人追求的是什么？
国富是为了民乐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坐享财产带来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长的速度远不及后者。
这样的形态，概括起来体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受资源和能源的制约越来越大等等。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第一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国科学院程国栋院士评价道。
不久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８７．５％，留给社会的只有１２．５％。这说明，过往的发展模式距离“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还有一段距离。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１９９９年，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调查，６０个国家的５．７万名成人参加。调查的题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认为，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宝贵。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善治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发展还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多项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ＧＤＰ达到一定水平３０００美元到５０００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同时，学术上的研究证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快乐。
“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牺牲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程国栋院士这样理解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和地区的ＧＤＰ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更有甚者，ＧＤＰ在增长，但由于没有兼顾社会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数也在增长、最后竟会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我们不考虑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那么，我们不仅将收获不了快乐，还可能收获痛苦。
从ＧＤＰ到ＧＮＨ
２００５年２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ＧＤＰ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改变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果说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ＧＮＨ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国民幸福总值。
ＧＮＨ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Ｈ）指标。追求ＧＮＨ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ＧＤＰ仅为７００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１９７０年代不丹提出ＧＮＨ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２０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ＭＤＰ），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Ｃ），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２００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当下中国，绿色ＧＤＰ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中国发展观念的转变，不能满足于仅在技术层面上给ＧＤＰ涂点“浅绿”色，要从发展的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中探寻发展引起问题的病因，崇尚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变革，从发展的机制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引导人民迈向幸福。
无论每个人在追求什么，例如财富和声望；无论人类在追求什么，例如和平与自由；其终极的目的，都是幸福快乐。国家的前进方向亦如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罗伯特·莱恩教授提出，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幸福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作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时说。
布莱尔的话对中国不无启发，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环境压力、资源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社会压力。
２００５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
程国栋院士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测定人民的幸福程度不仅是为了追踪幸福程度的变化，也是为了帮助开发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程院士说。
萨摩斯岛人伊壁鸠鲁是快乐哲学的先哲，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他用富人们赞助的钱建了一所哲学学校，学习快乐之道，他开列的“快乐需求清单”包括三样东西：友谊、自由和思想。
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２％。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比如，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９８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４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３０％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在日本，１９５８－１９８８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５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是５９％，也没有上升趋势。近来的研究还提示，一个人如果太执著于身外的追求比如声誉、财富和形象等，而相对忽视了个人内在的修养比如修身、为人、交际，就比较不容易快乐起来。
“我们需要新的财富观和幸福观。物质财富和幸福之间绝对不能画等号。”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向《新民周刊》举了一个反例，“一个病入膏肓的亿万富翁，如果你让他拿出所有的财富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他绝对会毫不思索地答应。”
张汝伦教授认为，幸福是一个关乎主观感受的名词，在一个物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上到国家政府官员的执政思想，下到普通国民的日常言行，对于财富观和幸福观进行维新：《福布斯》或《财富》之类杂志的富人排行榜，使人觉得财富就是金钱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财富绝对的片面的理解。鼓盆而歌的庄子是幸福的，因为他懂得人贵适志。“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是幸福的，因为他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当代大哲维特根斯坦，晚年身患喉癌，弥留之际，还让身边守候的人告诉世人：“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幸福不在于外在物质的占有，而在于一种心态。
“幸福是人最难拥有，也最希望拥有的财富。世上任何财富都是手段，唯独幸福这种财富，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张汝伦教授说。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ＧＮＨ）与ＧＤＰ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感谢程国栋院士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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